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异教徒告解室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纸上谈兵说赵括   

2015-07-21 10:56:00|  分类: 杂谈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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纸上谈兵说赵括 - 马伯庸 - 异教徒告解室 纸上谈兵,是一个妇孺皆知的成语典故。战国时代的大将赵奢有个儿子,叫赵括,谈起兵法来头头是道,连父亲都说不过他。秦赵长平之战,赵国君主请赵括取代廉颇带兵,结果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败,四十万人被秦兵坑杀。后人把赵括这种言过其实的行为,称为纸上谈兵。代指不切实际的空谈。


这个成语流传非常广泛,但如果仔细想想,它却存在一个致命的矛盾。


赵括活跃于公元前二世纪的战国时代。而纸这种东西最早出现,是在西汉初年,真正大行于世,要等到东汉蔡伦的发明。战国时候没有纸,自然更不可能有纸上谈兵这种修辞。就算赵括再夸夸其谈,也只可能是简上谈兵、帛上谈兵。


那么纸上谈兵这句成语,到底什么时候冒出来的?又是怎么和赵括发生联系的?


关于赵括最详细的记载,是《史记》中的《廉颇蔺相如列传》,里面没有提及任何纸、简或者谈兵的字眼。此后历朝历代的人,都把赵括当成是志大才疏的典型案例——但不过无论评价有多狠,并没有人说赵括“纸上谈兵”。


他们对赵括的评价,主要体现在两个修辞元素上。


一是“读书”。比如蔺相如对赵括如此评价:“括徒能读其父书传,不知合变也。” 勉强算是最接近“纸上谈兵”意象的原话,但载体不是纸,而是书。


唐代胡曾有《咏史诗·长平》:“长平瓦震武安初,赵卒俄成戏鼎鱼。四十万人俱下世,元戎何用读兵书。” 即是从蔺相如的这句话中化用。明代的大戏曲家王骥德在谈论作曲原则时,也曾拿赵括做比喻:“曲之尚法固矣,若仅如下算子、画格眼、垛死尸,则赵括之读父书。”


周亮工对此评价得更不客气:“今日挺之真有子,当年赵括岂无书。”


到了清代,周寿昌有诗云:“赵括论兵事,安石秉国钧。读书岂不多,卒误国与身。” 诗作立意姑且不论,至少能看出赵括和“读书”这元素之间,已有了一个稳固的习惯用法,贯穿唐宋元明清几大朝代。


以至于经典蒙书《笠翁对韵》里,特意给留了一句总结:“帝业独兴 尽道汉高能用将;父书空读 谁言赵括善用兵。”


除了“读书”之外,另外一个修辞元素则是“谈兵”。


“谈兵” 本身并无褒贬,但如果前缀加上赵括的话,意思与如今的“纸上谈兵”几乎契合。


比如唐代有一位李邕,李白那句“君不见李北海,英风豪气今何在!” 指的就是他。他给别人写碑文,里面有一段文字颇为有名:“赵括论兵,多阙旧学,班固述史,实赖家书。”


到了宋代,兵法大师何去非在自己的军事著作里也专门提了一笔:“赵括之论兵工矣,虽其父奢无以难之,然独忧其当败赵军者,以其言于易也。” 南宋刘克莊也有同样的用法:“昔者赵括谈兵,父不能察,而秦兵轻之。”


当然,这个用法也并非一成不变。徐梦莘在 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四十二里,提及种师道时,称赞其是“持重名将”、“不以口击贼者”,马上后面接了一句“昔赵括论兵,其父奢不能难,而奢谓括必败”。这是把“空口”和赵括建立起了联系。


到了元代,名臣张养浩曾在一份奏书中,对赵括谈兵的意义进行了相当详尽的阐释:“夫以赵括谈兵,意其料敌制胜如在目前,然父灼其必败者,正以两军之交,千变万化,未尝躬历其险,欲以三寸舌为战胜之具利口之覆邦家者,不可不察。”


在这个阐释里,赵括除了谈兵之外,还多加了一个“三寸舌”的要素,其实是徐梦莘“空口”的变化之一。


后来这种用法在明代又产生了一个新变化:“不曾上马杀贼,安得哆口谈兵。”


这话是杨嗣昌说的,“哆口”即“开口”。大概他是感于自己在前方杀贼拼命,后头一群朝廷大员汹汹议论,才有此感慨。在他心目中,大概满朝皆是赵括,才有此感慨。


无论变化为何,总之“赵括谈(论)兵”这个组合,和“赵括读书” 一样,已经形成了固定用法和意义。用清代赵藩在《邯郸杂咏》里的总结就是:“赵括谈兵计以疏”。历代说起赵括,无非谈兵、读书、论兵、辩博、狂躁、侈谈、口舌、徒读等语。


但这些修辞,始终跟纸没什么关系。


让我们回过头来,看看所谓“纸上谈兵”又是怎么回事。


“纸上谈兵”,是把“不切实际”的抽象意义具现化到了“纸上”,从而构成一个隐晦的比拟,并明确指向军事专业。这一修辞的形成,也并非一蹴而就,就像从海藻到恐龙一样,有一个颇为漫长的进化过程。


“纸上”原本是个中性词,仅指记录,并微微有褒义,理论上是有机会享有竹简一样“名留汗青”的修辞待遇。可因为它质地太过轻薄,反而走向反面。


梁代陶弘景《登真隐诀序》:“屡见有人得两三卷书,五六条事,谓理尽纸上,便入山修用动积,岁月愈久愈昏。”  虽然陶弘景批评的其实是“理未尽纸上”之人,并非否定纸上的价值,但整句话里已隐隐把纸与实践对立起来。


到了唐代《禅林宝训》,把这条修辞彻底定了性:“昔达观颖初见石门聪和尚。室中驰骋口舌之辩。聪曰:子之所说乃纸上语。” 旁有注解:“学者不可泥于文字语言,盖文字语言依他作解障自悟门,不能出言象之表。” 


于是“纸上”修辞从唐宋以降,一路堕落,几成习语。如陈埴《木钟集》:“法真圆机之士,非纸上之空言之也。” 洪迈《容斋随笔》:“乃知世间事,不可泥纸上陈迹。” 可见纸这个载体,已和“空言”、“陈迹” 牢牢地挂上了钩,再也甩不脱了。


到了南宋,儒家也加入黑“纸上”的大合唱中。《朱子语类》里曾有教诲:“专做时文底人,他说底都是圣贤说话。且如说廉,他且会说得好;说义,他也会说得好。待他身做处,只自不廉,只自不义,缘他将许多话只是就纸上说。”


朱熹的意思是,有些人话说的很漂亮,但做起事来却不廉不义。他把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行为,称之为“纸上说”。


同一时代的吕祖谦,也有类似的说法:“要得亲切,须是论世。论者讲论之谓,若不讲论,只是纸上说。然自秦汉?虞唐,以变诈之人看淳厚之时,如何看得,必须是身处唐虞之时,与尧舜皋陶之徒为友,方是尚友。”


虽然吕祖谦说的和朱熹是两个话题,但两人不约而同地使用了“纸上说” ,使其明确具备了光说不练、不切实际的贬义。


更别说陆游那两句著名诗句:“纸上得来终觉浅,绝知此事要躬行。”


原本“纸上”所涵盖的专业,还只是释道儒等学术领域。随着时代变迁,尤其是到了靖康之变后,战事上的接连失败和北土沦亡,让这一修辞的涵盖范围悄然扩大,别分出一条军事向的进化路线。


北宋晁说之有一首《悲秋》:“自笑一生成底事,元常笔秃却谈兵。” 元常指的是三国书法和军事双料名家钟繇。诗中虽然没提到纸,但却用了“笔秃”来和”谈兵“做对比,暗指一事无成,与作者前句自嘲“一生成底事”正好呼应。


在晁说之这两句诗里,已经隐隐约约地完成了“纸上谈兵”的结构设计。就看后人何时完成“纸上”的修辞进化,然后把“笔秃”替换掉,与谈兵相联。


刘过《龙洲集》有歌云:“不随举子纸上学六韬,不学腐儒穿凿注五经”,这“纸上学六韬”之语,与谈兵已无大异。


其他诸如王庭珪有:“欲将笔力扛九鼎,纸上有说能平戎。” 唐仲友有“势诚不便,力诚不及,轻戎之可也。又何纸上语之拘乎。” 皆将纸上与兵事相联。


至蔡戡《定斋集》,有一段颇有意思的言论:“夫去病用兵,与孙吴合者多矣,岂真不学兵法耶?其言大而夸,特以激武帝耳。后之为将者往往以此藉口,曰:我善为战,我善为阵,孙武之法,纸上空言,不足观也。”  他借评价霍去病,去嘲讽那些夸夸其谈的将领,其中就用到了”孙武之法,纸上空言”这一修辞。虽说反用其意,但已完全具备了纸上谈兵的种种内涵。


晁说之曾谏止钦宗不可弃汴京出狩,刘过屡陈恢复大计,谓中原可一战而取,王庭珪因作诗批判秦桧被流放岭南。唐仲友、蔡戡亦都是南宋名人。他们对政局普遍怀有焦灼之情,更痛感军事不利。因时政而情绪,以情绪抒修辞,不约而同以“纸上”相讽,实属正常——不过在进化过程中,和赵括一点关系也没有。


不过需要强调的是,这并不代表“纸上谈兵”的发明者是他们中的一人。只能证明在那个时代,这类用法已成为流行习语,结构和意象趋于成熟,就看什么人能把它真正采撷下来,明于之书了。


时间到了元末明初,当时有一位大儒叫做刘如孙。当时在他的《湘南杂咏》里,曾写过这么两句“鄂垣仅有湘南地,朝野犹夸纸上兵。” 他汲取了晁说之的结构设计,袭用已在南宋酝酿成熟的修辞结构,终于翻新出我们所熟悉的表达形式:纸上兵。


有意思的是,刘如孙身处明初,历经战乱,故有此语。此后这一修辞并未大红大紫,有明两百多年一直籍籍无名,少有人引用。到了晚明乱世,这修辞出现频率陡然增加。


诸如郭之奇自称“臣怯於师中,而勇于纸上。” 石文器有“谁筑道傍舍,难筹纸上兵。” 等等。或以谦称,或以代画饼,用法不一。


“纸上谈兵”在这一时期还衍生出一个变化:想想看,纸上谈兵 ,那么谁看纸看得多呢?自然是书生,所以书生谈兵,一样不靠谱。陈子龙就自谦过,说“本职以书生谈兵,未协人望。” 葛麟亦有云:“臣以书生谈兵,宜为人笑”。黄克缵 《数马集》里,把这两种变化同时做过应用:“书生谈兵,不过纸上空言。”


郭、石、陈、葛、黄等人,几乎全是明季人物。郭之奇抗清至康熙年间方才身死;石文器闻明亡而素服哀号;陈子龙投水殉国,葛麟在卯湖与清军激战,中箭战死。惟有黄克缵稍早,是天启朝人物,擅长造炮。但他因为卷入三案争执,又入阉党东林之争,坚持理客中,为左右不容,心力交瘁被迫辞官。他们的共同特点是,忍见朝政不靖,想做点事却被猪队友伤透了心。


靖康之变,”纸上”开始谈兵;晚明乱世之交,纸上兵又一次频频现身。可见修辞兴废,和时局实在是密切相关。


两朝领袖钱谦益攒过一部《历朝诗集》,里面收录了刘如孙《湘南杂咏》,他对“纸上兵”这个用法印象很深刻。后来钱谦益给卓尔康写墓志铭,还特意提了一句“(卓)尤详于武备,人皆易之谓“纸上兵法”耳”——不过这个算是贬义褒用。


有他带头,清代这种用法就更多了。华长卿有诗:“挟策休谈紙上兵,鬓眉豪气尚纵横”。黄文暘有:“遂成法家案,豈等帋上兵。”《孽海花》有“论材宰相笼中物,杀贼书生纸上兵。” 张潮《幽梦影》:“文人讲武事,大都纸上谈兵;武将论文章,半属道听途说。” 


谁最先把“纸上兵”变成“纸上谈兵”,已不可考,但大率迄于雍乾之间。目前能看到的最早记录,几乎都在这一时代。比如保培基的《西垣集》,黄云渡评注中就明确用了“纸上谈兵”四字。乾隆亦有批语:“观其摺奏情词。不过纸上谈兵。其于实在机宜。未必有当。” 纪晓岚的《四库全书提目总要》评价陈造的《江湖长翁文集》时说:“盖仿杜牧而作,不免纸上谈兵,徒为豪语。” 后来在《平台纪略》后,也说“至今资控制之力,亦可谓有用之书,非纸上谈兵者矣。”


更别说《红楼梦》七十二回,黛玉湘云在凹晶馆联诗,妙玉把诗续完,黛玉湘云二人皆赞赏不已,说:“可见我们天天是舍近而求远.现有这样诗仙在此,却天天去纸上谈兵。


可见这句话在雍乾之间已成为习语,从皇上到文人都用得不亦乐乎。后来还涌现出了一个异体用法,叫做“纸上谭兵”。谭,即是天方夜谭之谭。如魏源 《圣武記》 卷十二附录有: “今日动笑,紙上谭兵”;文廷式 《文道希先生遗诗》有:“莫道牖中窥日,便堪纸上谭兵。”


但还是没人把“纸上谈兵”和赵括联系起来。


“纸上谈兵”和“赵括”,在修辞界各自为战,各有发展路径。两者虽然略有渊源,但从唐至宋,始终并行不交。它们之间,只有一个“书生谈兵”的用法,勉强可以作为联系交集。


两者之间的最早接触,是在明代。徐渭有自叙云:“尝身匿兵中,环舟贼垒,度地形为方略,设以身处其地,而默试其经营。笔之于书者,亦且数篇,使其有心于时,纵无实用即如赵括之空谈,亦谁为禁之者。” 

这是以“纸(笔)上”喻空谈,并且联系到赵括的最早例证。不过徐渭的“笔之于书”,是实指而非虚指,所以硬说两者有关系,颇为勉强,最多算是雏形。


“纸上谈兵”和“赵括谈兵”的第一次正式见面,差不多要到晚清那会儿。朱云锦的《豫乘识小录序》:“据古人经行防守之地。谓某宜设屯田。某宜列堠戍。则尤为印板兵法。无异赵括之读父书。”


所谓“印板兵法”,其实是纸上谈兵的另一种表达,朱云锦在这一个修辞的后面,接了一句“无异赵括之读父书”,终于让两者发生了碰撞。赵括纸上谈兵,已隐隐要现出身形来。


同一时代的沈葆桢,也加了一把火:“以武乡侯之谨慎图功,尚因轻信马谡而至街亭之失;他若赵括能读父书而陷长平。昭远自比诸葛而失金蜀,殷浩人称奇士竟至一败涂地,房琯自夸车战不过纸上谈兵。”


殷浩是东晋清谈名士,能言善辩,但领兵打仗一塌糊涂;房琯是唐代宰相,带兵打仗时非要实行春秋车战之法,以牛车两千乘进攻,结果被叛军打成猪头。沈葆桢把赵括、马谡、殷浩、房琯四个归为一类,认为他们都是夸夸其谈实战无能之辈,虽然“纸上谈兵”特指房琯,其实也同样在说其他三人。


房琯是唐人,纸上谈兵自然合乎情理。但毕竟这里面赵括名气最大,输的最惨,于是一来二去,便在赵括和纸上谈兵之间划上等号了。


可见至少在同光年间,“赵括”已经显示出了和“纸上谈兵”相互融合的迹象。究其本源,“赵括谈兵” 和“纸上空谈” 两组典故的结构不同,语意相近,就算用在一起,亦水到渠成之事,不足为怪。


从逻辑上说,未能尽览天下全书之前,没有百分之百的确凿证据来回答“赵括纸上谈兵”始见于何处。但从相关元素在不同时代出现的频率多寡,至少能初步判断出来一个大体脉络。“纸上”自南北朝始见,每天下变乱,即有进化,自空言到谈兵,至雍乾终成“纸上谈兵”,同光方见赵括。


至于民国、解放及至今日所谓“赵括纸上谈兵”,大体不离此渊薮。若是能明白这一修辞的前后源流,便会知道,这是用后进习语譬喻前人,并不意味赵括必须有纸上谈兵这一动作。虽有不妥,不算大错,只要别说实了就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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